不久前，由美国导演托德·菲尔德（Todd Field）执导的影片《塔尔》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助力女主角凯特·布兰切特获得最佳女演员奖，这也是她时隔15年之后第二次捧起沃尔皮杯。自威尼斯电影节之后，《塔尔》在北美一路高歌猛进，收获很好的口碑，很有可能会在明年奥斯卡颁奖季斩获一些重要奖项，当然其中最有可能的还是最佳女主角奖。

塔尔这一形象可以说是凯特·布兰切特近些年来塑造的最不同、最复杂的人物形象，让人十分震惊于她强大的角色塑造能力。如果说《卡罗尔》里的她是充满柔情的，《蓝色茉莉》里的她是焦虑神经质的，《玉面情魔》里的她有黑色电影中蛇蝎美人狡猾而有魅力的特质，那么《塔尔》里的她则复杂多面：内敛、优雅、直率但又阴毒、爆发力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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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托德·菲尔德的剧本几乎就是为其量身打造的，给予了凯特·布兰切特巨大的发挥空间。片中几乎每一个配角都直接指向塔尔，每一组关系都不尽相同，这也就意味着演员可以尽其所能地展现角色不同的性格侧面。比起今年的另一部大热作品《瞬息全宇宙》中表现惹眼的杨紫琼，凯特·布兰切特不遑多让，在颁奖季仍有很大赢面。

影片讲述了一个名叫塔尔的著名音乐大师跌落神坛的故事。一开头，托德·菲尔德就毫不避讳地借用迈克尔·哈内克的手段，几乎照搬了《快乐结局》的开头：手机界面里出现向上滑动的对话，但不知道对话双方具体是谁；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人物形象，隐约觉得是女主角塔尔，但也不能确定。随后，故事也以非常哈内克的方式展开，对塔尔内心欲望的剖析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钢琴教师》，结构上轻微的断裂感则让人想起哈内克早年的作品。

作品整体基调严肃冷峻、危机四伏，广角镜头的使用不仅凸显出人物之间的疏离感，人物本身也因为镜头的物理特质而轻微变形。托德·菲尔德实际上也是通过视觉提前暗示《塔尔》作为一部虚构的“传记电影”并不会将我们带向单纯的认同，而是会让观众与角色拉开距离，审视眼前发生的一切。随着情节的发展，精英的完美形象果然开始一点点出现裂痕，塔尔内心中毒辣的一面逐渐显现出来。最终，她获得了“应得”的结局，但她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在经纪公司的助力之下去到对她一无所知的东南亚，准备东山再起。至此，《塔尔》对当代“大师”（Maestro）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展现和剖析，尽管我们知道这一形象完全源自《公民凯恩》式的虚构。

这里最需要解释的是“应得”这个词。某种程度上说，塔尔确实“罪有应得”，因为她使用了非常不正当的手段对他人展开迫害，但问题在于击溃她的力量也并没有多正义：塔尔与学生讨论巴赫音乐的课堂对话视频被剪辑后公开放到网上，成为她迫害他人的佐证，给她本来就岌岌可危的事业泼了一瓢冷水。而讨论巴赫的对话本身也涉及“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是否因为巴赫的厌女世界观就取消他在音乐方面的全部成就？托德·菲尔德如此呈现，显然是带有讽刺大众媒介和取消文化的双重意味，表明他在指出精英堕落的同时也不忘抨击一下大众的疯狂；他拒绝给出一个单向度的确定观点，最终只是对大众和精英各给了一大棒。于他而言，塔尔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世界上可能已经不再有一个单纯的“大师”，她或他必须在多维度上经得起大众的考验。

在这里，导演给出的是一个新媒介环境之下的复杂世界，一个古典时代无法理解、无需处理的后现代世界，我们的时代。这让人无比怀念米洛斯·福尔曼执导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莫扎特传》和那个单纯美好的上世纪80年代——40年前的观众和创作者可以多么轻易地抛弃萨列里的艺术成就而只去追究他的邪恶心肠，或者抛弃莫扎特的私生活而只去关心他的艺术天才。然而《莫扎特传》所代表的那个古典的、线性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今的人物不得不暴露出更多重的身份，接受创作者和观众的双重审视，比如塔尔的复杂之处就在于她的多元身份（性别、性向、种族、阶层等），而当每个角色都有了这样的多元身份之后，身份的不断裂变就会使戏剧冲突几何式倍增。

不仅如此，观众也可以基于自己的身份认同任选角度，对人物或人物关系进行阐释，从而得出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比如，塔尔与学生争论时，到底是以精英的身份对学生进行压迫，还是以同性的身份对后辈进行劝导，抑或是一名为男权辩护而不自知的女性在欺压另一个男性，或者有无可能是白人群体对其他种族的傲慢霸凌……从这个角度上说，这样的场面必然存在无限争议。

我们固然也有更直率的方法重新诠释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人物。比如，今年入围戛纳电影节的俄罗斯影片《柴可夫斯基的妻子》，编导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甚至已经完全不再关心音乐，拒绝为国宝级音乐大师树碑立传，而是把性别和性向等身份议题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从而达成其艺术和政治意图。类似电影也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个世界，但它并不自带语境，而是假定我们对柴可夫斯基有所了解，能够看到他身上的光环，否则打碎他身上的光环就没有意义，或者只能产生巨大的误解。换句话说，这其实是一部为俄罗斯人或音乐爱好者量身定制的电影，至于它能在何种程度上产生更普遍的价值，则值得怀疑。

无论如何，当今的电影从不吝于传递时髦的价值，但仍旧十分不善于表述作为整体的“后真相时代”，电影叙事的能力远远落后于时代和技术的嬗变。法国《电影手册》前主编斯蒂芬·德罗姆就曾经表示，“如今电影杂志遇到的问题是很少有影片拥有与时代缠斗的广度。世界陷入了混乱，今天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想法之中。报纸和智能手机上每天都有相关的新闻。我们知晓每一场危机的爆发，我们沉浸其中。但奇怪的是，我们看到的电影呈现的却不是这样的世界。”

从这个角度上看，《塔尔》无疑是一部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影，只不过多少缺乏一些击破腠理、深入骨髓的“缠斗力”：在塔尔的数轮轰击之下，学生留下一句无可辩驳的脏话便扬长而去。而在今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影片《悲情三角》里，一个性别权力关系问题不仅在餐桌上说，在电梯里说，在房间里说，甚至影片第三部分还要继续互文回扣。导演奥斯特伦德的全部惊人之处就在于此：他可以让一个极细微的日常问题膨胀、发酵，演化到一个观众最初完全无法想象的、可笑又可悲的后现代境地。

观看《塔尔》也会让人想起前段时间极富争议的《金发梦露》。两部电影不仅对女性的塑造和呈现近乎截然相反，而且几乎从所有层面上看都给人一种虎符各执一半的感觉：后者糟糕地塑造了一个纸片人，以单薄无力的方式控诉好莱坞男权，但又长于富有感染力的视听手段；前者则给出了一个极其丰富的人物，以完全过载的又毛躁的方式控诉目之所及的一切，视听层面却东抄西借差强人意。最终我们只能说，两个创作者恐怕都还没有用兵如神的能力。